纪检检察学科体系至少包括纪检监察理论、中共纪律学、纪检监察组织学、监察法学、比较监督学等分支内容。

原则是在考虑法律上的可能性和事实上的可能性之后的最优化要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要性原则要求唯一正解，进而将立法形成空间限缩为零，毕竟立法者还享有认识余地。

[11]阿列克西认为，解决原则冲突适用权衡法则（Abwaegungsgesetz），而权衡法则又可以分为认识上的权衡法则和实体上的权衡法则，其中实体上的权衡法则要求对一项原则的非满足或损害程度越大，则满足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就应越大。目标正当性原则是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适用的前提。在此，权衡同样需要结合具体个案事实。笔者认为，宪法委托和国家保护义务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立法者的目的设定余地，立法者有义务通过积极作为尽快实现宪法要求的这些目标，而且根据上文针对适合性原则的分析，立法者还需要将所实现的目标进行区分，如果再进一步要求立法者实现目标的最低程度，则会过度限制立法者的形成空间，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狭义比例原则失去意义。由于立法者的目的设定余地包括对目标实现效果的选择，因此此处对必要性原则的重构实际上已追溯至对适合性原则的审查环节。

由此可见，在我国宪法中适用比例原则时，应尝试创立一种新的审查模式来替代审查密度理论。可见，虽然在阿列克西看来，权衡余地是框架教义学的核心，但实际上在狭义比例原则的两层内涵中讨论结构余地的意义并不大，对部门法过度宪法化的忧虑应主要通过认识余地来解除。第二，对基本权利限制的手段不得给基本权利主体带来过度负担，即对其而言不得不具备期待可能性（unzumutbar），[59]手段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尤其不得伤害人的尊严。

1976年德国威尔登地方法院中止了一起刑事审判程序，向联邦宪法法院提请对《刑法典》第211条进行合宪性审查。然而仅当不超越边界的适用比例原则时，该原则才在宪法层面具有正当性，从而可以构成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原则。具体而言，应依据性质的不同将审查内容分为事实认定、预测决定和价值评判三类，并结合结构余地将立法者的形成空间分为四个等级。Vgl. Bodo Pieroth/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25 Aufl.2009, Rn.1171. [47] Vgl. BVerfG, Beschluss vom 27. Juni 2014.当然,立法者不得违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48] Vgl. Detlef Merten (Fn.42), Rn.65. [49]参见前注[21]，李忠夏文。

[19]参见前注[18]，杨登杰文。此外，在审查是否为最柔性的手段时，不应依据对某一具体个体基本权利的预测结果，而应审查在客观上是否为抽象的最柔性手段。

笔者赞同阿列克西通过基本权利的原则特性推导出宪法中的比例原则，但认为仍有补充说明的必要。[11] Vgl.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7. Aufl.2015, S.100. [12] Vgl. Robert Alexy, Verfassungsrecht und einfaches Recht-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und Fachgerichtsbarkeit, VVDStRL 61(2001), S.19. [13] Vgl. Robert Alexy (Fn.11), S.100f. [14] Vgl. Robert Alexy (Fn.11), S.101ff. [15] Vgl. Robert Alexy (Fn.11), S.103. [16]钱福臣对此持同样的观点。特别是考虑到有些促进措施效果的显现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很多学者认为只要能够增加实现目标的希望，存在实现目标的抽象可能，手段就符合适合性原则。虽然宪法通常明确或暗含规定了立法的一些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但绝大部分领域仍然既未被宪法要求又未被宪法禁止，这一相对广阔的领域属于上文阐述的结构余地中的目的设定余地。

[48]原则上立法者作出准确预测的难度越大，其就应享有越多经验上的认识余地。进入专题： 比例原则 立法权 。仍以上述两种手段A和B举例：在二者相同有效的前提下，可以理性预测出A对甲的基本权利限制强度稍小，但对乙的基本权利损害极大，而B对甲的基本权利限制强度稍大，但对乙的基本权利损害极小，甚至没有任何损害。[34]而在预测决定方面，立法涉及的范围越广，涉及的因素越多，往往就越难以针对未来作出准确而有把握的评估、预测与判断，甚至相关领域的专家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三，必要性原则并非比例原则的最后一步审查环节，至少狭义比例原则中的期待可能性要求完全可以阻止立法对基本权利的过度限制。

但仔细分析并不难发现，国家采取的几乎任何一项措施均会动用公共财政，如果采取的手段无助于实现目标，即该手段的财政投入对于产出的增加没有任何作用，那么依据效率原则，放弃这一手段则是必须的。[8]参见前注[7]，李海平文。

在适合性原则给立法者留出的结构余地中，应将所要实现的目标进行区分。该现象的出现不仅未能使我国宪法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降低了宪法的权威性，甚至导致一些部门法学者对宪法的抵触。[31]不难发现，认识余地主要涉及比例原则的适用强度。[25] Vgl. Robert Alexy (Fn.12), S.14. [26]参见张红：《吕特案》，载前注[21]，张翔主编书，第20-47页。基于对立法形成空间的尊重，如果立法者选择的手段在客观上可以实现若干目标，审查时仅考虑立法者所设定的目标，而如果立法者本身设定的目标就不止一个，那么立法者在预测手段是否相同有效时应享有更多经验上的认识余地。[18]此外依据原则理论，当冲突的原则并不局限于基本权利与追求的目标，而是还有其他基本权利等原则加入权衡时，如果减少对某人或某些人基本权利的干预能够同样有效地实现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或法益，但却对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法益不利，那么干预的减少可能仍然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

对于其他目标，原则上均落入立法者目的设定余地。手段选择余地是指立法者为了实现设定的目标而选择具体手段的自由。

此处限制了立法者选择目标实现程度的自由，属于对立法者目的设定余地的重构。在对事实认定和预测决定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合宪性审查主体通常首先需要搜集实证统计数据并参考制宪、修宪和立法资料，以及利益相关方所作的说明及言词辩论，然后再对其进行法学推理与综合评估，进而判断事实认定与预测决定的合宪性。

[16]而关于法律可能性和事实可能性的区分，对于分别分析比例原则几项子原则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又意味着根据不同的子原则逐一探讨对立法权的约束具有必要性。虽然比例原则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但在适用比例原则对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时，不得简单地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至高无上，而应兼顾公民的基本权利与立法者的民主政治空间。

以上文提及的我国《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终身监禁制度为例：刑事立法者认为死刑是最严酷的刑罚，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替代措施属于稍微柔性的手段。或许有学者会对必要性原则中的相同有效性要求提出质疑：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法找出完全相同有效的两种手段，如对于实现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目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等手段往往很难完全达到机动车限行这类手段的效果，如果必要性原则严格要求手段的相同有效性，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将无异于要求在同样限制强度的手段中选择实现目标效果最好的手段。3.在价值评判方面，应尽可能认可立法者享有认识余地（规范上的认识余地），审查者原则上仅纠正立法者作出的明显的、公认的不合理决定。[9]参见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载《法学家》2011年第2期。

[46]与本文观点不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查立法合宪性时，会将立法者并未考虑到的可能使限制基本权利行为正当化的理由一并纳入考量。既然规范主义者认为，无节制的适用比例原则可能导致审查者将主观的公正假设包装成客观的宪法规范，进而使法政策学进入传统法教义学的堡垒，[42]那么在宪法领域适用比例原则的前提则是在上述四级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对比例原则的适用标准和强度进行必要的重构。

[22]近些年在我国争议很大的机动车限行问题，也涉及到对该手段是否有助于缓解交通压力和治理污染，是否存在更为柔性的手段等问题的判断。（四）对狭义比例原则的重构 狭义比例原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涵。

[27] Vgl. Robert Alexy (Fn.12), S.16. [28] Vgl. Robert Alexy (Fn.12), S.27. [29] Vgl. Robert Alexy (Fn.12), S.17f. [30] Vgl. Robert Alexy (Fn.12), S.27. [31]参见张志伟：《比例原则与立法形成余地——由法律原则理论出发，探讨审查密度的结构》，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8年第24期。根据这项标准，审查者对立法的内容做广泛审查，若无法断定立法判断的实质正确性，可以不受立法者所提供观点与主张的约束，以自己的判断替代立法判断，举证不利将归于立法者。

在阿列克西看来，作为原则的基本权利之间会产生冲突，即使涉及基本权利的冲突，应优先适用的实践中调和与最佳保护平衡原则也仅要求尽可能最大程度实现冲突的基本权利，而未要求总体达到一个最大数值。合理地适用比例原则既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又可以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宪法学界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50] See RJR-MacDonald Inc v Canada (AG), [1995]3 S. C. R.199. [51]前者被称为主观审查模式或事前式的适当性审查模式，后者被称为客观审查模式或事后式的适当性审查模式。[37]预测即指上文所述的预测决定，涉及对立法者经验上认识余地的认可。

[7]只要承认宪法是人权保障书，必然应当认同一个基本思想：公民行使基本权利不需要任何理由，而国家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提供正当理由。原则是在考虑法律上的可能性和事实上的可能性之后的最优化要求。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要性原则要求唯一正解，进而将立法形成空间限缩为零，毕竟立法者还享有认识余地。[11]阿列克西认为，解决原则冲突适用权衡法则（Abwaegungsgesetz），而权衡法则又可以分为认识上的权衡法则和实体上的权衡法则，其中实体上的权衡法则要求对一项原则的非满足或损害程度越大，则满足另一项原则的重要性就应越大。

目标正当性原则是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狭义比例原则适用的前提。在此，权衡同样需要结合具体个案事实。